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影响深远的年代四部曲中将20世纪定义为1914年至1991年这段时期，并将其称为“极端年代”。从严格的时间范围上来讲，1914年至1991年尚不到一个世纪，只能说是掐头去尾的20世纪；从起始和结束年份来看，可以看出霍布斯鲍姆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苏联解体作为框定事件来定义了时间稍短的20世纪。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事件作为“短20世纪”的首尾，是因为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了19世纪西方文明崩溃的起点，而苏联解体则代表了世界政治领域一个时代的终结。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短20世纪”只不过是为了分析的方便。
与霍布斯鲍姆不同，著名经济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龙在其新著《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中，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定义了一个加长版的20世纪，其起始年份为1870年，结束年份则为2010年。这个加长版的世纪实际上横跨了3个世纪，时间长度达140年，几乎是“短20世纪”的2倍；德龙认为，这个加长版的世纪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具深远意义的阶段，是人类把经济作为最主要历史发展线索的第一个世纪，正是在这个世纪之中，人类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几乎终结了普遍存在的贫困，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升。德龙将加长版世纪中的全球化、工业实验室与现代公司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这三个因素打开了曾把人类长期禁闭于贫困状态的大门。然而，物质繁荣在全球和各个国家（地区）内部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有些时期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甚至非常严重，因此还不能把加长版的20世纪当作一次胜利的疾驰，甚至不是沿着乌托邦理想之路的进步旅程，充其量只能算是无精打采的蹒跚前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人类社会赖以组织经济活动的基础制度——市场体系，只承认或尊重对于其他人有价值的财产权利，并不承认其他权利或其他权利在市场中并没有那么重要；但人们显然认为自己还拥有其他权利，认为缺乏有价值财产的人也应该在社会上拥有影响力，社会应该顾及他们的需求和愿望。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霍布斯鲍姆和德龙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定义了不同长度的20世纪，其他学者还可以从新的角度定义另外一个20世纪，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和立场去审视历史，角度和立场会影响结论，甚至会影响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除此之外，也取决于我们对于客观的历史掌握到什么程度，粗浅的了解与深入的理解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探讨明朝商业发展的书籍《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提到：“历史学家就某个研究课题所写的任何内容都绝不是盖棺定论。探索历史道路的真相对新一代历史学家始终是敞开的，他们在火车轨道的新位置，会告诉你不一样的故事。你只要确保从火车窗户里看到的面容不只有你自己就行。”
加长版20世纪的经济发展动力
1870年之前，人类既处于物质贫乏之中，也对自身的处境充满了困惑，先进的技术并没有带来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短暂提升之后，又被人口增加而拉回到温饱线附近。可以说，1870年之前，人类一直生活在“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咒语”之中。对于上述现象，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即1870年之前，技术增速一再输给人类繁衍的能力。1870年时，工业革命已经在发生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这段时期还不足以将人类社会彻底推上快速发展之路。如果我们采取渐进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发展到1870年，由量变而产生质变的条件逐渐成熟。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人类社会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呢？德龙认为，实验室、大公司、由全球运输、全球通信以及贸易壁垒降低引致的全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验室的发展改变了之前技术发明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可以依靠实验人员有目的的研究来产生新的技术和发明。有目的研发和偶然性发现所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例如，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也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在技术上都领先于世界，却在近代迟滞不前，大大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工业革命反而发生在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林毅夫认为，之所以出现李约瑟之谜，是因为技术创新范式发生了改变。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社会或文明中的技术创新来自农民或手工艺者的经验，由于中国人口规模较大，所以在经验积累和技术发明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实验室里的研究和实验。19世纪之后，技术创新不仅仅来自实验，更是来自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验，随机性和偶然性在技术发展路径上的作用下降。这种范式的转变对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实验室里产生的发明和各种新技术还需要一个载体将其商业化，这样研发才有意义，也才有动力，这就需要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以需求为导向将适当的技术转变为消费者可以使用的产品。德龙在书中列举了特斯拉的例子，特斯拉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是因为他的创意可以由公司负责开发和应用，西屋电气公司为特斯拉的发明提供了资金支持，并最终赢得了与爱迪生之间的“电流之战”，即特斯拉所倡导的交流电与爱迪生所支持的直流电之间的竞争。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写道：“启动和维持资本主义引擎的基本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式、新市场和新型工业组织”。
实验室和公司发展要改变世界面貌，还需要一个催化剂，即全球化。市场规模能够决定利润的多寡，甚至能够决定一种产品在最初能否被开发出来。作者在书中给出的数据显示，1500年，国际贸易占全球产出的份额约为1.5%，1700年提升至3%左右，1850年达到约4%，到1880年，升至约11%，到1913年更是提升至17%。2023年，国际贸易金额占全球经济规模的比重已经超过60%。
贸易的好处是勿庸多言的。大卫·李嘉图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论证了国际贸易对于各国居民福利的意义。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一体化经济世界带来的净效应是让许多国家和地区跳上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电梯”，把它们带到前所未有的人均产出高度。但据刘易斯判断，在1870年之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完全登上了“电梯”。在德龙看来，在19世纪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关系到各国精英阶层的生活舒适度和精致水平，因为彼时的国际贸易产品主要是一些香料、丝绸、精美制造品、稀缺原材料等，这些东西与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关系不大。从这个角度看，彼时的国际贸易尚不构成改变经济活动的本质力量，也未对各国经济增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既然全球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什么直到1870年以后才大规模发展呢？这要得益于信息传输速度的极大提升，以及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到1870年，人们可以用接近光速在不同地区之间互通信息，装备钢铁外壳和螺旋桨动力的远洋蒸汽轮船与铁路网络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助力之下，市场不再局限于一地一隅，实验室里的发明、公司组织的优势具有了市场基础。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将1870年至1914年间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称作“第一次松绑”：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意味着产品的使用和消费不再必须通过生产地“捆绑”在一起。
加长版20世纪掠影
1870年至1914年是全球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无论是从绝对水平还是从增长速度看，世界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繁荣。可以说，世界似乎已经初步脱离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困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世界经济发展进程暂时画上了休止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凯恩斯在1919年还在讨论，虽然“马尔萨斯魔鬼”已经被“清除视野”，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我们或许又把它重新释放了出来”。事后看来，凯恩斯是多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汽车和收音机等耐用消费品的带动下，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又进入了喧嚣的20年代，经济快速颠簸前进，但这种前进是不稳定的，一战结束仅仅10年之后就发生了差点摧毁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萧条”。
大萧条的影响就不再赘述，除了经济灾难之外，还产生了政治灾难，即间接促使了希特勒上台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二战期间，美国才从大萧条的泥潭中走出来，其影响之深重可见一斑。大萧条还强化了自一战冲击乃至更早就形成的一个信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全球经济秩序与各国政治秩序都失败了。它们未能恢复经济的持续繁荣，没有给英雄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没有带来稳定且高水平的就业。现存经济政治秩序甚至没有提供市场原本应该保证的权利：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可以让你获得安全、繁荣和权力。在许多人看来，与其继续支持重建显然已经无以为继的旧体系，不如转投胜利者的阵营。一方面是刚刚构建出来的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是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随者所构建的社会主义阵营。在20世纪30年代初，法西斯主义是较为有形的，德国就是现实的例子；社会主义则是对理想的一种诠释，所有人都承认已经实现的情况同理想的或者说未来可能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在大萧条时期要远比资本主义强，这更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世界重新振作起来，向着真正的乌托邦前进，甚至是奔跑。除了经济快速发展之外，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水平也趋向均等，至少在西方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涨之前这段时期，全球经济似乎向着合意的方向快速前进。德龙在书中指出，1945年至1975年，被过去世代视作接近乌托邦的某些东西确实快速实现了，只不过没能长久地持续下去。随着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虽然经济还能快速发展，但似乎离走向乌托邦的道路越来越远。德龙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得以延续，是因为它把冷战的胜利作为自己的功劳，但新自由主义却导致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更加严重。以美国为例，当前美国政治的极化实际上就是经济不平等的反映。特朗普选择的竞选搭档万斯所著的《乡下人的悲歌》就讲述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社会的撕裂过程。
加长版20世纪的三种理念之争
1870年至1914年这段时期，自由市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主基调，虽然这段时期经常发生经济周期波动，但总体上经济却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按照霍布斯鲍姆的标准，这段时期之中，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于自由主义，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程，一战后，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给出了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早期的社会主义认为市场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主张通过中央计划来实现经济的重构，并消除资本主义中所存在的剥削、压迫和严重的经济不平等。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则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大萧条提出了资本主义自身难以解决的经济困境，人们在这种困境中思考踌躇，摸索着前进的道路。自由资本主义似乎难以重建，而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也存在抵触情绪，此时法西斯主义看似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法西斯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让世界经济为其民族群体服务，正是这个目标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悲剧。希特勒在寻找解决德国人口快速增长问题时说到：“如果欧洲需要土地，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从苏联获取，这意味着德意志帝国必须再次踏上过去的条顿骑士团的征途，用刀剑为德国人获取可以耕作的土地、满足国民日常需要的食品。”
幸运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没有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冲击而日渐衰微，正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合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挑战，最终将世界重新拉回了繁荣发展的轨道。霍布斯鲍姆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称为“大灾难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虽然局部地区时而发生冲突和动荡，但人类社会实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霍布斯鲍姆认为，在二战结束后的25年至30年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要远胜过任何长度相当的历史时期。
技术的能与不能
推动加长版20世纪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进步。1870年以来，技术变革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以及相应的问题和调整，推进速度和猛烈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阿瑟·刘易斯发现，1870年的富人拥有的物品与1770年的富人几乎一样，只不过在1870年的富人拥有的物品可能在数量上更多，如更多的住房、更多的衣服、更多马车、仆人等，相隔一个世纪的人所拥有的物品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只是数量多寡不同。1870年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与之前的人相比，1870年以后人们逐渐拥有了前代人闻所未闻的物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也是很好的例证，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初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早已稀松平常。2018年，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曾写了一篇题为《我国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来回顾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
1870年时，经济的技术前沿是铁路和钢铁厂，到1903年已经变成发电机和汽车，1936年则是生产流水线和飞机，1969年是电视机和火箭，到2002年变成了微处理器和万维网。未来一段时期，人工智能（AI）则非常有可能成为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引擎。
根据德龙的估计，1870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一段时期，应用于经济之中、关于如何驯服自然和组织人力的有用知识存量年均增长率仅为0.45%，而在1870年至2010年间，年均增长则达到2.1%，几乎是之前的4倍。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知识快速进步，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
技术变革除了带来新的和更好的产品之外，其最大的作用还在于提升生产效率方面。长期来看，经济持续增长要依靠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1870年至2010年这段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正是依靠上面提到的各种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而引致的。但技术进步并不是线性的，按照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的说法，随着“低垂甚至中等高度的果实也被采摘”，技术进步注定会慢下来。以美国为例，2006年至2016年实际人均GDP增速仅为0.6%，1996年至2006年则为2.3%，1976年至1996年为2%。
纽约联储最近发布的一篇文章研究了21世纪以来美国生产率下降问题。文章指出，在整个20世纪，稳定的技术和组织创新，以及生产资本的积累，促使美国劳动生产率以每年2%左右的速度稳定提升。然而，过去20年来，劳动生产率（以每小时劳动的增加值衡量）出现了放缓趋势。这种放缓在制造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生产率放缓这一现象似乎在制造业的各个子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公司中都普遍存在。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只是指出了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放缓这一现象，并没有研究生产率放缓的根源。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巨大的好处也伴随着巨大的伤害，技术除了推动经济发展之外，有些人也在利用技术去从事剥削、统治乃至欺压。作者在书中指出，加长版的20世纪见证了我们所知历史上最残酷和最血腥的某些残暴统治。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利用技术剥削和压迫问题，技术变革的影响也不是对所有人都相同的。例如，有些技术取代了人力劳动，劳动者就会面临失业，技术对这部分群体就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技术进步一般有三种设定方法，一种是将技术进步放在生产函数之前，即技术进步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影响是相同的，另外两种则是将技术与资本结合或与劳动结合，即技术进步是资本增进型或劳动增进型的。很明显，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复杂的，尤其是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被破坏的部分必然承受着技术进步的成本和负担。
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是看如何使用技术。理想的状态是，如果技术对某些群体产生了负面影响，政府要采取措施来降低这种负面影响的程度，而不是放任技术的不利影响无序蔓延。
市场的能与不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市场经济通过在草根层面提供激励和协调，从而能够解决自身所提出的问题。哈耶克认为，市场中的价格信号是一个指挥棒，能够指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可以实现产出最大化。但这里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产出最大化可能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果就是合意的，市场可以带来增长和繁荣，但并不必然带来公平和社会正义。从哈耶克的角度看，甚至不能对市场提出公平和正义的要求。
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则认为，市场经济承认的是财产权利，因此它给自身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给拥有财产（或者说市场认为具有价值的那部分财产）的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财产，在市场中你就没有权利；如果你拥有的财产不具有太高的市场价值，你的权利也很有限。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也被译为《大转型》）一书中，波兰尼深刻地指出，纯粹的自律市场只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巨变》这本书于1944年出版，巧合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在同一年出版。
市场给予，市场拿走，赞美市场的护佑，这句话只能是有条件的正确。市场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有些问题是市场无法解决的。我们要相信市场，依靠市场，但也要纠正市场的失灵。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但不是唯一线索；市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一些非经济领域，市场的作用空间则非常有限。
在1870年代初，即德龙所谓的加长版20世纪的起点，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出版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对1770年至187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进行了关注和讨论，穆勒发现，他周围的世界仍陷于贫困和苦难，彼时的技术进步还远未减轻人类日常的辛劳：“只是让更多的人口过上同样辛苦而禁锢的生活，让更多的工厂主和其他人发财。”与穆勒类似，彼时的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也认为，为了有效利用日渐稀缺和宝贵的煤炭，必须立即削减工业产量。在这种悲观主义流行的氛围中，似乎看不到即将到来的爆发式经济增长。
恰恰是在穆勒和杰文斯发表悲观看法之时，世界经济开启了德龙所说的长期经济增长历程，即使在较为遥远的未来回望这段历史时期，也会发现这段时期的与众不同。但增长中也有烦恼，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被所有人均匀共享，有些时期贫富差距甚至非常严重。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德龙才认为人类是向着乌托邦蹒跚前行。纵然是蹒跚前行，也要比后退要好很多，德龙在书中指出，无论是蹒跚前行还是快速疾行，只有傻瓜才会有意无意地朝着接近全球普遍贫困的悲惨方向后退。后退实际上是离理想中的乌托邦越来越远，而蹒跚前行则是在行进中还有校正的机会，从而逐渐趋近于通向乌托邦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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