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的北京，通常并无政治大事，那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以及顺带的务虚会议日程，但今年夏天，从7月15日开始，中共三百余位中委和候补委员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一场“二十大三中全会”。

如此刻意的安排，俨然消解了拖延九个月的“三中全会”的意涵。在7月15日当天“求是网”发布的最新一篇基调文章，强调的还是“自信自立”，似乎北京之外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经济大萧条、还有最近牵动人心的暴民袭击外国人和食用油污染问题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连带两年前“二十大”上才呼吁面对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也在会场内自信满满、老神在在的气氛中模糊了。

集体躺平

这就是外界等待良久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第一天的气氛，仿佛中国社会当下并不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危机和冲突，中共领导人在不久前的延安军队政工会议上渲染的严重国际挑战和内部腐败问题等也不屑于公诸世人。所有迹象都表明，北京当局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防范本届“三中全会”的任何外溢效应。

或者他们害怕的，是本届“三中全会”不仅暴露出中共过去12年路线的根本失败，而且可能暴露出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真正危机——或许不是改开时代中共集体领导制下常见的派系或者路线分歧，而是有关政治动力丧失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中共内部的集体躺平。

换言之，相对民众身处的各种灾难性的失业、破产和大旱、水涝等等，他们看到的地方官员的两个极端表现——无所作为和横征暴敛的背后，已经常态化地发生在中共体制内部，正是与民众的躺平类似的集体躺平。这种集体躺平的现象不仅包括基层和中层干部，甚至弥漫到中共管理层核心。这才是“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关键。

就在北京宣传机器开始动员抨击年轻人的躺平心态和社交媒体上“垃圾时间”的同时，从中共管理层发出了一个最新也是最具指标性的躺平信号，莫过于李强总理在月前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他在论坛开幕式上引用了领导层2012年以来多次提到的“固本培元”，以此暗示“三中全会”的经济路线。中国坊间舆论一时惊诧，股市也跌破三千点，民众普遍认为这是李强总理对中国目前陷入经济危机如同病入膏肓一般的暗示。

如果对比十几年前无论李克强总理的“克强经济学”、还是当时在经济内阁直接向总书记汇报的副总理刘鹤鼓吹的“供给侧改革”，从中共负责经济事务的总理口中说出与经济学术语毫不相干的政策名词，表明两重意义：其一，李强并无自己的经济思想，完全唯“老大哥”是瞻；其二，“老大哥”身边的智囊、智库、笔杆子们已经黔驴技穷，拿不出一个稍有经济理论支撑的政策术语，中南海的工具箱和理论库已经枯竭。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深厚、依靠笔杆子立身的中共来说，这种“理论的贫困”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困境，一方面，固然可归因为中共目前的“理论的贫困”，即面对过去十数年以来的错误和失败，其经济官僚们已经汰剩下平庸之辈，无力提出任何实用、有效的经济对策，在中南海内的形势与湖南地方当局面对洞庭湖大水的束手无策并无二致。

另一方面，毋宁反映了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共经济官僚整体退化的同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经济对策问题上也采取了放任的姿态，如美国经济学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不久前在中国的访问印象，即所谓“不听、不知、不愿、和不在乎”的“四不”倾向，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躺平，对应着中国青年在疫后奉行“不结婚、不买房、不买车、不消费”的躺平态度。

这或许才是中国真正的集体“新冠后遗症”吧。三年的“动态清零”瓦解了中国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所有社会契约，也耗尽了所有与改革开放有关的政治动力。

“深化改革”？

重要的，只有从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躺平”，外界才可能预测和理解本次三中全会的召开时机和走向，即所谓“自信自立”和“深化改革”的实质和指向到底是什么？

如果对比中共建政以来的前两次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以中委全会然后扩大会议的方式自我纠错，也就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和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都能清晰地看到中共内部的政治动力如何运转，即在中共自身坚持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通过高层斗争实现自我纠错、从原教旨主义回到实用主义的路线上来，那么，在已经肃清所有党内派系和“团团伙伙”以及党外民主力量和公民社会的今日中国政坛，已经不存在任何引导性或者对抗性的政治动力和政治可能，足以让中共党内形成某种实用主义路线的经济政策共识。

这种对大萧条的集体恐惧，不亚于12年前营造的“颜色革命”恐惧，或是中国领导人能够长期搁置中委，仅仅通过各种领导小组和政治局就主义发号施令并且避免任何集体决议的内生原因，以至于“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质上变得可有可无，理论上只剩下时间线上的需要，需要在今年秋天的“四中全会”前做一个形式上的召开。

然而，过去半年中国坚持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复苏计划在海外和国内遇到双重挫折：一方面，防范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特别是向俄罗斯的输出，已经成为欧美和北约组织的头号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对自身经济的担心。上周刚结束的北约75周年峰会对中国发出的警告在这个意义上可谓军事和经济的最后通牒。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失业和企业破产以及空前的贫富差距，不仅造成中国劳动和资本的消费和投资意愿低迷，而且根本改变了普通民众对政权的认知和信心。北京大学的一份最新社会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这才是“三中全会”不得不开的原因所在。

只是，中共高层的躺平固然是“三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滞力，却也是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此次全会还能召开、还能做些改变的原因。因为，只有领导人心态上的躺平和理论的贫困，围绕“产能过剩”的焦点议题，无论中共领导人对外如何否认，才可能在其具体化的层面，也就是国有-私营-家庭三个经济部门之间做一些哪怕象征性的分配调整，向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家庭收入最低的中国家庭部门倾斜，并且适当调整国有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固本培元的含义——以国有为本，对私营部门休养生息，鼓励其创新能力和税收基础。

这一切，围绕国有-私营-家庭三部门之间的分配调整，都是以“自信自立”为前提，也就是所谓拒绝改革的深化改革，在自封“改革家”的名义下进行有限的调整，将所有些微的让步归功于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听上去像是1975年初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上一次躺平时代试图摆脱毛主义的动员目标。

这种历史的重复，固然再次显示着中共高层的理论贫困，却不妨碍“中委全会”作为一个统治精英集团的某种协商或者利益平衡发挥作用，譬如在中国式现代化名义下，为了拯救地方财政，通过有关中央-地方的财税分配改革。对这种分赃式的内部利益调整来说，一个封闭的全会模式倒是非常适合。可以预期本次三中全会实难通过任何大规模的、有力度的、实质性的分配改革方案。

会议失焦

然而，中共高层的集体躺平还意味着另一种危险，即全会议题的完全失焦，完全不理会国际社会有关产能过剩的通牒，继续以“自信自立”的姿态全盘推进民族主义的经济目标，犹如1938年日本在华北事变后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开始转入战时统制经济模式。

这种危险的阴云，始终笼罩在北京上空，也是今年全会气氛中暗含的。相对于前两次历史转折点发生的扩大会议和开放性共识，这周的“三中全会”是在空前严厉的镇压手段和封闭气氛下召开的，“中宣部”甚至秘密下达了禁止所有媒体报道的“70条不准”，严防会议期间和前后党内外的议论和批评，担心全会的僵化保守所折射出来的党内集体躺平的无能或者激进成为“中国式大萧条”的导火索。

在这个意义上，无疑的，如同京西宾馆内发出的动员令，“二十大三中全会”将是中共的又一次历史转折点。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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