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中建政70年来，树立了不少所谓的英雄人物形象，涵盖各个时期为中共献身之人。这些人中有李大钊、刘胡兰、方志敏、张思德、江姐、白求恩、杨子荣、董存瑞、雷锋、欧阳海、王杰、刘文学、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他们的所谓“事迹”在中共精心包装下，通过媒体、通过学校，传遍中国各个角落。然而，曾经感动了无数人的他们，不过是被中共编造出来用于愚弄百姓的工具而已。

李大钊卖国被绞死

李大钊，中共早期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学成回国后，受聘于北大。不过，以其学术地位而言，完全不可与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同日而语，充其量只是三等教授。

尽管在学术上李大钊并未有太多建树，但却因与陈独秀在北大共同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闻名。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见面，谋划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李大钊将其介绍给了陈独秀，并共商建党之举。中共成立后，李大钊先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

在苏联的指示下，中共为了发展壮大，采取了“借壳”方式，即中共党员加入实力强大的国民党，借机发展自己。但根据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应该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不能公开批评国民党。然而，中共党员如李大钊、周恩来等人在加入国民党后，却公然违背孙中山的政策，分化国民党，甚至对于苏俄分裂中国的行动，予以支持。

1925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他遂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兵营。1927年4月，奉系张作霖占领北京后，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发现了大量军火及策划进行颠覆中华民国的活动证据，共七大卡车文件；此外亦在藏匿在兵营中的李大钊的驻地查获了苏联大使馆的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文件，毫无疑问，叛国罪乃是重罪。李大钊全家被捕。

李大钊被捕后，各方都有人试图营救，张作霖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于是发电向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将领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外，其余人等皆主张立即正法。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为什么要采用绞刑呢？要知道当时中国杀人主要采取杀头或者枪决的方式。原来李大钊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因此提出采用比较体面的受刑方式——绞刑。对此，张作霖还专门从美国订购了一个绞刑架。

对于李大钊这样宁愿保卫一个红色侵略政权而不要自己祖国的人，有什么精神可赞的呢？其矗立在北大校园的半身像显然是对信奉自由理念精神的北大的侮辱。

方志敏被杀源于其绑架杀害美国传教士

以前大陆的中学课本中都要学习中共早期领导人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一文。不过，中共从来不敢告诉中国人其被国民党抓捕的原因。

历史的真实是：1927年南昌暴动失败后，方志敏等逃到边远山区继续从事颠覆活动。1933年，他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等。1934年12月，方志敏部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要求他们付出钜额赎金2万元，被夫妇二人拒绝。随后，达能夫妇先后被砍头。

杀死美国传教士夫妇的恶行引起了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1935年1月，方志敏部在与国民党交战中战败，方志敏被俘，被民国政府以谋杀达能夫妇的罪名判处死刑，并在南昌沙窝执行。

另据2011年2月9日大陆《南方都市报》的《红色记忆》栏目中刊登的方志敏的孙子、彼时任南昌纪委副书记的方华清介绍方志敏的文章，称方志敏加入中共后，在老家江西弋阳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他的五叔方雨田是地主，带头反抗农民运动，方志敏遂带领全村贫雇农，手拿铁叉、锄头，包围了他的大院，将其抓住。当时，方志敏的祖母和父亲都为其五叔求情，但他还是坚决下令处死了方雨生。其残忍、违背伦理纲常，由此可见。对方志敏的所为，中共却赞其为“大义灭亲”，无疑正是方志敏所信奉的马列主义让他不知人伦天理。

没有摆脱低级趣味的白求恩

被毛称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白求恩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先是前往西班牙，1937年底他要求前往中国工作，受到毛的接见后，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对于中共而言，有了白求恩这样技术好的医生，可以说是喜出望外。白求恩不仅做了大量手术，救治了大批伤员，而且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并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

1939年10月下旬，在一次抢救伤员时，白求恩的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11月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后离世，时年49岁。白求恩之死对中共自然是一个重要损失，这也是为何毛高度赞扬其的原因。

然而，据加拿大研究白求恩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及夫人莎朗合作编撰的《凤凰传奇：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Phoenix：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一书描述，真实的白求恩却沉溺女色、性情暴戾。不仅在加拿大时如此，在延安工作时也是如此，他经常到乡村娼寮喝酒、嫖妓。有一次，在等船渡黄河的时候，大家谁也找不到白求恩，后在一位正在农村行医的加拿大牧师罗明远的帮助下，将酩酊大醉的白求恩从娼寮中架了回来。

这样的白求恩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同样他也算不上“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能说是“一个有益于中共的人”。

杀死村长后，刘胡兰被乡亲铡死

在中共的灌输下，小小年纪就为中共“英勇就义”的刘胡兰的形象在不少人心目中是相当的“高大”。中共官方宣传是如此描述其最后一刻的：1947年1月12日，因叛徒告密，刘胡兰被国军阎锡山部队和当地地主武装抓捕。在国军的威胁面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国军于是将同时被捕的6个革命群众当场铡死，但刘胡兰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时年15岁。

在2007年刘胡兰死去60周年之际，北京某高校一位副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文章称，《翻阅日历》电视栏目组（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一个栏目）派出由记者杨小光带队的摄制小分队，前往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采访刘胡兰家乡。这次采访最令人震惊的是，老人们说，刘胡兰并非被国民革命军铡死，而是他们用枪托击打几名老乡，强迫他们去铡刘胡兰。乡亲们出于恐惧，颤抖着，铡死了他们看着长大的小闺女。事后，有的老乡精神失常……在宣传刘胡兰时，完全剥除了这个事实。

随即上海《新民晚报》于1月15日发文转述了这位副教授披露的事实，并引用云周西村的张耀武书记证实：“刘胡兰为了保护更多的乡亲，她主动走到铡刀下，在敌人拿枪威胁和逼迫下，乡亲们才用铡刀铡死了刘胡兰。”其后，官媒辟谣，称张耀武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并引用了几个目击者“还原真相”。

但是不管是国军还是刘胡兰老乡们铡死了她，最为重要的是中共的宣传中忘记了提及一点：刘胡兰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小小年纪就加入中共的刘胡兰14岁时就当上了中共的干部，并领导云周西村的土改运动。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根据地，文水县委决定只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了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国军。在此期间，刘胡兰将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杀死。起因是石佩怀曾接受国军阎锡山的命令，为国军准备粮草、钱款，递送情报。石佩怀被杀后，阎锡山部决定实施报复行动，于是出现了刘胡兰被捕被铡死的那一幕。

按照法律来讲，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既然刘胡兰杀人在先，而且杀的是支援抗日的村长，死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光荣了。

灵魂肉体都献给中共的江姐

因为小说《红岩》而广为人知的中共英雄江姐，也有着不为中国人所知的一面。网上有消息称，根据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执行院长聂圣哲教授的回忆，江姐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就“思想活跃、不安分，很风流”，她每和一个男同学上床，就要求对方入党，闹得满城风雨。因此被学校训诫。

在中共共产共妻思想指引下，早已不知什么是礼仪廉耻的江姐，已然将自己从灵魂到肉体全部献给了中共。其后，江姐与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从事地下工作，但二人假戏真做，还生下了一个儿子。可事实上，彭咏梧早就在老家与谭正伦结了婚，并育有一个儿子。

当6年后一直没有丈夫音讯的谭正伦，得知丈夫再婚、且有了一个儿子的消息后，非常伤心夜里只能躲在被子中哭泣，怨恨丈夫的无情。最终，在众人的解劝下，她接受了丈夫的请求，前往重庆照看彭江二人的儿子彭云。

来到重庆后的谭正伦，并没有见到彭咏梧和江竹筠，因为他们已前往其它地方开展武装暴动。1948年，彭咏梧因暴动失败被国民党处决；之后，江竹筠被捕，并于1949年国民党撤离重庆前被杀。最终由谭正伦将第三者的儿子抚养长大。

除此而外，《红岩》中关于“渣滓洞里有‘中美合作所’48套刑罚，凡是关押在渣滓洞的中共‘革命者’，全都要经受酷刑折磨……”，“江姐就受过钉竹签等酷刑”等都是杜撰。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2期曾刊登一篇题为《渣滓洞刑讯室考》的文章，内称根据对负责接管国民党在西南的特务机构保密局、中统局的中共军管会公安部侦察员孙曙的采访，确定渣滓洞“没有任何刑具”，他所说的“刑具”是指皮鞭、烙铁、电刑、老虎凳、竹签子之类逼供用的刑具。

既然没有刑具，自然也没有人目睹过“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渣滓洞刑讯室考》文章称，1963年，重庆市博物馆陈列部一位姓张的职工参加复原陈列工作，具体任务是复制“刑具”，渣滓洞刑讯室第一批“夹手指的竹筷子”，就是他做的。据披露，现在渣滓洞、白公馆旧址展出的“刑具”，主要是自1960年以来，从各地征集来的，以及工作人员仿制的。而这都是为了配合中共的宣传。

除了刑具造假外，被中共猛批的中美合作所也被污名化，事实上，它乃是美国帮助国民党抗日的情报机构。

而塑造了江姐等“光辉形象”的《红岩》作者罗广斌则在文革期间，因不堪受辱，选择了自杀。

死于烧鸦片的张思德

上个世纪60年代被奉为“老三篇”之一，迫令全国人民背诵的《为人民服务》，是毛在延安时期的警卫战士张思德死后写的。文章中写道：“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张思德究竟是怎么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根据大陆学者张耀杰的研究，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而是在制鸦片的过程中意外身亡的。依据不断披露的史料，中共一直宣传的在南泥湾地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其实只有少部分地种了粮食，大部分地区都种植了鸦片，这些鸦片都卖给国统区和日占区。张耀杰披露，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因窑洞塌方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有人依据张思德背木炭的照片反驳这种说法，那是因为这些人不知道鸦片是可以熬制的。是以，张思德在窑洞中熬制鸦片，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大概中共也知道烧制鸦片的名声确实不太好，因此参与者必须是信得过之人，即既要能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而“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中央警卫团战士是首选。据说，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试问，张思德们是在为人民谋利益还是在为中共谋利益呢？

虚构的董存瑞炸碉堡

“手托炸药包炸碉堡，与国民党同归于尽”的董存瑞的故事，被先后写入了小学课本、军史、党史。然而，真实的董存瑞和电影中的董存瑞并不一样。

最先质疑董存瑞这个形象的是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2006年7月，《大众电影》在出版的第8期发表了题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的访问记，介绍了郭维创作的过程。

文章中写道：“在真实中，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更重要的是，没有谁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肚上也不能放炸药。战斗结束后，从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妇为他做的袜底来，于是军事专家就认为董存瑞极有可能是举着炸药包炸桥的。”

另外，在中共央视制作出版的《电影传奇——董存瑞》中，导演郭维讲道：“郅振标（顺义）是真正跟着董存瑞冲上去了。但董存瑞冲到碉堡前头后，他找不着他了。以后怎么知道、确定他是托着炸药包炸的呢？就来了一些军事专家，因为谁炸的不知道……”的确，没有目击证人，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故事真的只能是个传说。

郭维的言论被公开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议论和对董存瑞的质疑，而董的家人、生前部队、战友等则联手将《大众电影》杂志以及央视《电影传奇——董存瑞》节目组和电影导演郭维告上了法院。以沈阳军区政治部刘国彬大校、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郅顺义的儿子郅海川、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等为代表的，认为“董存瑞手托起炸药包炸碉堡是真有其事”，但他们的证词却多处自相矛盾，有明显的漏洞。

而最可疑的一点是，1949年以后，真正站出来解说董存瑞炸碉堡的只有郅顺义一个人，如果当时很多人都看到董存瑞炸碉堡，这么多年他们都会成为董存瑞事迹的宣讲者。但是这些人在哪里呢？

更为滑稽的是，扮演董存瑞的演员张良因为反右期间的“问题”于1967年文革时被揪斗、关牛棚、批判、下放。类似张良遭遇的人何止他一人呢？

抗日英雄座山雕上了杨子荣的当

曾经红透中国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和依次改编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两个人物：杨子荣和座山雕。无论是在小说还是样板戏中，杨子荣都是“一脸正气”，是抗日英雄，而座山雕是无恶不作的“土匪”。但历史的真相却令人大吃一惊。

中共政协主办的《纵横》杂志，曾在2006年第5期刊登《千秋功过谢文东》一文，文章称，座山雕本名谢文东，在日本占领东北期间，曾组织“自卫团”与日军多次作战，后被民众推荐为抗日民众救国军总司令，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力量。据传，当时日本人曾无奈的哀叹“小小的东三省，大大的谢文东”。

影评人马庆云也曾发文透露，在晚清、北洋、民国年间的东北“土匪”，实际上是一种官方之外的社会力量，他们负责制衡官方权力，好比是梁山泊的水浒好汉。像座山雕和张作霖是一样的人物。在张学良“九一八”丢失东北后，座山雕坚守东北，领导抗日，曾作战至只剩一兵一卒。日军试图以高官招降他，让他投靠溥仪政权，被他断然拒绝。

而家境贫寒的杨子荣一直为谋生而挣扎。按照中共的说法，杨子荣在山东秘密加入了民兵组织，“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打击日伪军”。此时已是抗战后期，基本没有大型的战役，由于中共语焉不详，不知道杨子荣到底是如何抗日的，根本与座山雕没有可比性。

1945年9月，杨子荣参加中共的八路军，后随部队进驻东北。此时抗日战争业已取得胜利，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以此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抗衡。由于已无日本人可打，杨子荣部负责当地的“剿匪”任务。其中因他在1947年2月活捉牡丹江一带的“匪首”座山雕而被中共嘉奖。《智取威虎山》讲的就是这段。

根据杨子荣所在部203分队的人回忆，所谓的“智取”是这样的：杨子荣等人通过土匪黑话与土匪联络人搭上了线，被引荐给了座山雕的副官和一名连长，二人答应带他们进山，但连长对杨子荣一行并不放心，曾想缴他们的枪却反被杨子荣制服。到了座山雕所在的棚子里，杨子荣举枪质问：为何让手下冒犯自己坏了江湖规矩，并要求座山雕去向自己的主子“九彪”道歉。

作为江湖中有威望的座山雕倒也讲理，为了表示诚意，他连枪也没有带。下山后座山雕却傻了眼，等着他的是中共的军队。这个曾令日本人都无可奈何的老江湖，只能哀叹自己“打了一辈子雁，让雁鹇了眼”。

而利用江湖义气将座山雕骗下山的杨子荣，很快扬名并被嘉奖，中共控制的《东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进行了报导。

座山雕在被俘后，因拒绝中共劝降，被中共以“土匪”的罪名枪毙，而杨子荣在“活捉”座山雕后不到一个月，在遭遇另一波“土匪”时，因天冷打不开枪栓，而被“土匪”打死。

雷锋的骗局

无疑，在中共树立的英雄模范人物中，雷锋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迄今中共还在号召全民学雷锋。

然而，随着真相的披露，雷锋的骗局也浮出水面。那些感动了无数人的雷锋搀扶大娘、“精心”保养汽车、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不是新闻照片，而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搞出来的“剧照”。不光是照片补拍的，红遍全国的《雷锋日记》也是补写的。而且，《雷锋日记》为写作班子作品已是公开的秘密。以雷锋的水平，是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日记的。

而真实的雷锋并不艰苦朴素，在他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好些当时时髦的高级商品，其中有一块梅花牌手表。雷锋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元，而梅花表价为200元以上。换句话说，雷锋把两年多的工资全都积攒了下来买了这块梅花表，这样的雷锋追求的是什么呢？

因私事赶马车外出被火车撞死的欧阳海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共树立了一个叫欧阳海的“英雄人物”，他是广州军区驻湖南耒阳部队的一名班长。金敬迈写的《欧阳海之歌》中描绘的他的主要事迹是在路上偶遇受惊的马车占据了火车道，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将马车推出轨道，拯救了列车上的乘客，但自己却被撞死。

然而，事实真相却是：欧阳海因私事赶着部队的马车外出时，为将受惊马匹赶出铁道而被火车撞死。而他之所以被打造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为保卫人民财产临危不惧的英雄人物”，是因为当时正开展“全国学解放军”教育，军队必须推出自己的英雄。

1965年7月《欧阳海之歌》问世后，发行近3,000万册，创下了中国小说发行量之最。此外，不仅欧阳海成为家喻户晓、人人学习的榜样，作家金敬迈也由普通一兵骤然升为“文化部长”。然而，数月后，金敬迈却被以“反革命”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到农场改造，历时11年。不过，讽刺的是，文革中很多所谓的“英雄人物”都是依照该书创造的套路、模式和标准写的，如王杰、刘英俊、王国福等。

11年后，金敬迈出了狱。他坦言自己曾真诚地参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遗余力，声嘶力竭”。他真诚的说道：“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正睡着。现在，我醒了。”

王杰死于自己的疏忽大意

当年，在中共媒体的宣传中，王杰被誉为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式的英雄人物”。因为他不仅“做了许多好事”，而且是为了他人的生命安全而“英勇牺牲”的，媒体将他宣传为“不怕苦不怕死”的典型。他在日记中的一些言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作为名言被许多青年抄在笔记本上。

根据中共的说法：死前是济南军区一个坦克师工兵班班长的王杰，在1965年7月，到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训练，在炸药发包发生意外就要爆炸的紧急时刻，他为了掩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生命安全，扑到炸药包上，英勇牺牲。

然而，真实的版本是：1965年4月底，附近的张楼乡武装部响应“全民皆兵”的号召，要举办民兵地雷爆破训练班，请部队帮忙。王杰受命前往教学。7月14日在地雷实爆演习时，王杰让民兵围成一圈，自己则在当中作示范，而且违规使用一个炸药包示范。令人意外的是，突然间，王杰摆弄着的拉火管冒出火花，点燃了导火索，在大家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王杰不得不扑向炸药包。结果王杰被炸死，10多个民兵受重伤。

王杰死后，坦克师总部把其死亡正式定性为“一起由于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的责任死亡事故”。而因为这起恶性事故，王杰所在单位的“四好”荣誉也很可能无法保住，相关领导也将受到处分。

正在焦灼之际，在整理王杰遗物时，师政委王德一发现他生前写了20多本日记。在回总部的火车上，他正好碰到济南军区青年部的部长，遂谈及此事。在向上级汇报后，这位部长在高层的授意下决定将王杰塑造成一个好典型，向全军和全社会推广。对王杰的吹捧由此开始。有关部门也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对王杰这次事故作了新的结论：王杰没有犯规，只是拉火装置过期失效。王杰用毛思想作指导，扑向炸药包，舍身救人，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好战士。一个“英雄”就这样被炮制出来。

改变兰考的并非焦裕禄

被中共持续几十年宣传的中共好官员焦裕禄，年轻时曾被日军抓去毒打、坐牢、服苦役，当过伪军。1946年参加中共，1962年12月，被调到河南兰考县先后担任第二书记、书记，直至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终年42岁。

焦裕禄在河南工作时，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为造成的饿死至少4千万人大饥荒的尾声。作为大饥荒重灾区的河南，不仅民不聊生，而且兰考县全县粮食产量在这一年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准。此外，兰考还是个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的重灾区，而这也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在中共媒体的宣传中，焦裕禄来到兰考后的第二天，即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最终因为辛劳，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从中共媒体所宣传的内容看，以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如此之短暂，他对改变兰考的面貌是没有做出什么大贡献的，充其量是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嘉，但中共却刻意拔高，最主要原因是他时时处处要当毛的好学生，听毛的话，读毛的书。

事实上，真正为兰考的改变做了许多实事的是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焦裕禄被宣传的一些事迹正是源于此人。张钦礼曾在1957年为民请命，差点被打成右派；1959年，因说真话，被打成严重右倾，撤职查办，并下放兰考农村劳动。1961年，复职。因为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张钦礼具体负责解决“三害”问题，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对于张钦礼的为人如何，各方还有着不同的看法。根据任彦芳书中所言，张钦礼在1965年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实际上将自己的一些事迹融了进去，并称自己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而这也就造成了其在文革中的“谎话连篇”，“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恶行不断”。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张钦礼被开除党籍，判处13年徒刑，主要原因说是他以焦裕禄的继承者自居，打压反对他的人，造成多起血案。

但兰考人对张钦礼却表达了不同于官方的敬意。据说，在其2004年去世后，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途经兰考县城时，有至少十万人沿街相送，载道焚香祭拜，不少人痛哭失声。更让人震动的是，在其墓地周围，有百姓自发竖起的大小四十多块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块碑上都刻有张钦礼的事迹，以及密密麻麻向他致敬的名字。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刘文学原来是小偷

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共树立的首个少年“英雄”人物，是重庆市合川区（原四川省合川县）渠嘉乡双江村小学生刘文学。他被视为“党的好孩子”，“事迹”还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并成为中小学生人人学习的“榜样”。根据中共的宣传，他是因与偷东西的“坏人王荣学搏斗”而被掐死的，年仅14岁。

不过，据当地很多老乡讲，其实刘文学是和王荣学一样偷海椒的小偷。真实的版本是：刘文学出事那天晚上，村民们都去看露天电影了。他趁这个机会挎了一个竹篮子到海椒地里，不料正碰到王荣学也在偷。他见王比他偷得多，心里不平衡，就打算到生产队长那儿去告发王。王不服气，两人就发生了抓扯，没想到刘竟被王掐死了。十多天后，王荣学被枪毙。

刘文学死后，村民们并不感到悲伤，也没人把他当作英雄，甚至还有人拍手称快。原因是刘文学生前有些野，做了些不讨人喜欢的事。比如，把别人地里的南瓜挖个洞，往瓜里填粪，有次还把教他的老师推倒在土坎下，摔断了手。此外，王荣学家有柑子园，他曾指控上山捡柴的刘文学偷了柑橘，用背筐绳捆住他的手，将其拖到坡边，推倒在地。然而，在中共的宣传中，这个事件被定性为王荣学的诬陷。

由于在那样的年代，地主的地位十分卑微，被其掐死的刘文学也就被塑造成了“敢于同地主做斗争，保卫集体财产的英雄”。只是这样的“英雄”有什么地方值得人赞美的呢？

铁人王进喜的事迹造假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有句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197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石油工人精神的影片《创业》，在影片中，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的采油队队长王进喜被描摹成一个无比“光辉、高大”的形象，他带领着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篝火下学马列，泥浆池里堵井喷等。

但真相是：“铁人王进喜”不过又是中共炮制的结果。据当年的石油工人回忆，当王进喜被调到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才采取的紧急措施。由于当时的技术设备十分落后，没有大型的混凝土泥浆搅拌设备，用泥浆固井的效果很不好。而且当时的石油工人普遍没有文化，也不懂用泥浆固井的基本常识，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队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不顾一切的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显而易见，这一切与王进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电影中的王进喜跳进油井后，两只胳膊只在表面划拉，很明显是在做戏。因为泥浆是下沉的，人工搅拌泥浆必须下到泥浆底层掏挖，非常难。

至于“篝火下学马列”的事情虽然有，但并不是工人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工人们太苦了，早上顶着星星出工，晚上伴着月亮回到窝棚，却只给菜窝窝团子吃，工人们吃不饱，怨气很大。于是领导强迫大家学马列。

当年的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地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知识分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的手下王进喜。这个毫无作为，无功受禄的王进喜，由此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

文革初期，王进喜受到了批斗，批斗时，“头上戴个高帽，胸前挂个大牌子，高帽上面尖尖的，写标杆保皇王进喜，大牌上就是写打倒假标兵”，还让他站在几层凳子上，然后把凳子踢倒。据王进喜的弟弟王进邦回忆，他曾被勒令揭发王进喜“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罪行，造反派还在1967年的元月和春节天天抄家，逼的其母亲要上吊去。其后，因周恩来在北京宣布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斗而免于更大灾难，进而他被推选为钻井革委会副主任、大庆革委会副主任等。

1970年4月，王进喜在北京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11月15日离世，终年47岁。其被中共利用的一生也就此打住。

孔繁森之死背后有隐情

孔繁森是中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树立的典型人物。他是山东省聊城市人，曾两次入藏，生前系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因车祸死亡，年仅50岁。诡异的是，车上共4人，司机和后座2人都没有系保险带，但他们受伤后都已经康复，唯一系保险带的孔繁森却死了。

在其死后，关于孔繁森的文章、报导铺天盖地，各地掀起学习热潮，电影《孔繁森》也随即推出。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还亲自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然而，如同中共树立起来的其他所谓模范英雄人物一样，在孔繁森光环的背后是另一副嘴脸。

有网友披露，孔繁森两次入藏，远离妻儿，目的就是为了曲线升官。至于在中共的宣传中，披露的不少孔繁森的“光辉事迹”，却处处透着“假”和不合常理。比如，在写孔繁森到达阿里一个月后，在辛劳疾病交加中工作时，记者写道：“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直肠纤维瘤复发，鲜血浸透内裤，可他一直瞒着别人，等大家都入睡后，他才把内裤换下，悄悄洗干净。”“鲜血浸透内裤”必然会浸透或污染外裤，不可能瞒住外人。假定瞒住了外人，不为外人所知，那么孔繁森车祸离世后，记者又从何知晓这一事实？

再比如，记者写道：“孔繁森生活极其节俭，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开水泡馒头和速食面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许多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每次从拉萨回阿里，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有地区差价，这样可以省点钱。孔繁森对自己，就是这样节俭、吝啬，而对他人、对藏族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10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省下的工资，大部分花在藏族群众身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内地八类地区像孔繁森这样级别的干部的月收入在150—200元；九十年代初的九三年左右月收入应该在500—700元，在西藏工作加上西藏的地区补贴，收入可观，可是孔繁森却由于入不敷出1993年曾先后三次献血900毫升救济孤儿，获得献血营养费900元。

虽然孔繁森为藏民捐助钱财、衣物是真实不假，但也不超过1000元，从1992年开始到1994年车祸离世间抚养三个藏族孤儿，有花费但是也不会太多，捐给藏民的钱总体上在孔繁森10年的各种收入中只能占有极少的份额。献血捐助孤儿应该是中共又一“煽情之笔”。

而且孔繁森不往家中寄钱，再次说明他没有家庭责任感，这样的孔繁森能是什么好官？那么，孔繁森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香港《争鸣》杂志2003年12月刊透露，拉萨的“红灯区”，坐落于西藏军区门前的闹市街道，它被拉萨市民称为“军妓一条街”，此间提供餐饮、娱乐、色情“一条龙”服务。孔繁森是嫖娼常客。这是他花销的一个主要去处。

另外他还有经济问题。当地官员说，孔繁森曾从老家山东贩运了几十万元对虾来西藏阿里，却用公款垫付。岂料这宗生意颇为失败，大部分对虾都销不出去，直至孔繁森车祸身死，大批对虾仍然积压在军方的冷库里，这亏掉的公款怎么算？当地人一直怀疑孔繁森搞贩运推销，从自己的老家山东得到了不少回扣……

还有西藏军区的人开玩笑说，孔繁森又贪又淫，倒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看来还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以后也得学着“放开一些”。这样的孔繁森被老天召回应该不冤枉的。

横死三天不闭眼的任长霞

任长霞，河南商丘人。警校毕业后，进入郑州公安系统工作，曾任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2001年调任登封市公安局任局长。她也是河南公安系统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公安局局长。在以男性为主的公安系统中，任长霞能获此职位，说明其还是有一定能力的，而其性格中的“狠”劲从其面相中也可窥见。

然而，局长当了三年，任长霞就出事了。据大陆官方媒体报导，2004年4月14日，40岁的任长霞在从郑州回到登封的郑少高速公路上，她乘坐的丰田轿车与同方向行驶的大货车追尾相撞，车内其他人，包括司机王学军都安然无恙，而坐在最安全位置的任长霞却被当场撞死，场景惨烈。

任长霞死后，出于政治需要，中共将其树立为典型，宣传报导中不仅出现了“十里长街，万人空巷，倾城一送，恸哭声震”，“40岁女公安局长任长霞的死令当地14万百姓走上街头”等没有人相信的鬼话，而且大肆宣扬其所谓的“事迹”，实则只是其本职工作。

全国模范法官邹碧华贪腐迫害良善

曾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的邹碧华，于2014年12月因突发心脏病死亡，终年47岁。在中共的高调宣传中，邹碧华成了“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典型代表，是“全国模范法官”，并被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

然而，在网上，却有实名举报邹碧华腐败的帖子。如2011年有署名丁锐兵的在网上发帖称，腐败院长邹碧华，领导上海长宁区法院伙同中福公司私分我执行款，弄虚作假刊登在最高法院报上。网上还有消息指，邹碧华之死或许与落马的上海检察院原检察长陈旭有关，因为邹分管负责长宁区法院在上海高院指导下审理的上海闵行私人博物馆强拆抢劫数亿藏品案，因此他是陈旭必须除掉的障碍，该案与陈有关。而在上海司法系统极其黑暗腐败的当下，邹碧华能从区法院爬上上海高院副院长的位子，内情并不简单。

结语

因为篇幅的有限，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物无法还原。毋庸置疑，中共自其成立那天起，就充斥着无数的谎言，而其树立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也都是假的，都是经不住历史考验和仔细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