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金瓶梅》吴月娘：叫床做不到的事，咱试试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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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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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金瓶梅》里的房事写起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子嗣问题异常重要，尤其是对于大家庭的女性而言，夫主往往妻妾众多，母以子贵的逻辑向来都不需要遮掩。

子嗣这种问题的解决一般取决于“叫床”的质量和数量，可事情往往不尽人意。

吴月娘是西门庆的妻子。

在娶她前，西门庆有过一个妻子，并生下一个女儿。

这说明西门庆的生育能力没有根本问题。

在与西门庆结为夫妇后，吴月娘也怀过孕，但上楼梯时不小心流产了。

这至少也说明吴月娘的生育能力也没根本问题。

可西门庆似乎并不太爱宠幸这位枕边风月不佳的正室，尤其在娶了潘金莲后，西门庆与吴月娘同房的次数更少了。

如何才能在与夫主有限的同房次数中确保怀孕呢？

在王姓尼姑的建议下，吴月娘把希望寄托向了“叫魂”。

这个办法的关键是人类的胎盘。

其具体操作流程据王尼姑介绍：“用着头生孩子的衣胞（胎盘），拿酒洗了，烧成灰儿，伴着符药，拣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觉，空心用黄酒吃了。算定日子儿不错，至一个月就坐胎气，好不准！”

这和叫魂有什么关系呢？

这与古人对灵魂的认识密切关联。

一种非常古老的看法是，在一个活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及代表躯体之灵的“魄”。

“魂”所控制的是较为高级的机制（脑与心），而“魄”所管理的则是有形的感觉和身体的功能。

与“魄”相比，“魂”是轻巧、易变的，它从一个活着的人身上分离出来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通常在人睡觉的时候“魂”便是与人体分离。

当然，它通常会回到人体。

可如果“魂”离开人体的时间延长，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异状和反常情况，包括人会生病、昏昏沉沉、发疯，或者死去。

在古代，失魂状态在解释儿童的病因时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小孩儿的“魂”长得不全。

即便是在现代，当儿童没精打采、烦躁不安及生病，还会有老人向焦虑的父母建议召魂，他们相信极有可能是因为孩子的魂被“吓”跑了。

关于可以将已从体内分离出去的魂再“召唤”回来是一种非常古老且流行甚久的看法。

莫说是生病，就是死亡也只是是魂离开躯体，只要能把逝者的魂召唤回来，逝者便可复活。

屈原有篇名作叫《招魂》，关于这种招魂仪式的图画在公元前二世纪的马王堆墓葬中被发现：当某人死后，死者家中一名成员便立即担任起“招魂人”的角色，爬上东边的屋檐，面向北方，挥舞着死者的衣服，大声叫道：“噢！某某（死者的名字）回来吧！”

我们看《三国演义》电视剧可以看到，在周瑜死后便有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镜头本可以没有，观众也不会较真，但这就是专业、认真的表现。

魂是如此的不稳定，这实在令人担忧。

更严重的是，除了惊恐或其他创伤有可能刺激魂脱离躯体外，魂还可能会被其他人或某种超自然力量偷走。

这样的民间传说数不胜数。

在《红楼梦》里，马道婆便做法控制了贾宝玉和王熙凤的魂，把整个贾府闹得鸡犬不宁，几乎要了两人的命。

偷取他人魂的渠道也是多种多样，比如通过目标人物的姓名、生辰八字、身体发肤，乃至衣物等等。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吴月娘的求子办法就是一种偷取灵魂的妖术，也可称之为“叫魂”。

在叫魂妖术的作用下，按照既定的流程食用胎盘，可获得这个孩子的魂，便能形成自己的胎气，这个因此被偷走了魂的孩子却将无法存活。

这事缺德色彩很明显，王尼姑因此一不做二不休地说，小孩的胎盘不好找，干脆用李瓶儿孩子的吧。

既然缺德，咱就缺德到底吧。

这招十分阴险恶毒，它不仅能让吴月娘怀上孩子，还顺带消灭了情敌李瓶儿得宠的根本——儿子。

吴月娘选择了缺德，拒绝了缺德到底，她说：“缘何损别人安自己。我与你银子，你替我慢慢另寻便了。”

这话也充分说明吴月娘知道干这事的危害所在，《金瓶梅》的作者对这种行为也持否定态度，他借此事建议读者：“看官听说：但凡大人家，似这等尼僧牙婆，决不可抬举。在深宫大院，相伴着妇女，俱以谈经说典为由，背地里送暖偷寒，甚么事儿不干出来？”并且批判王尼姑这类人“此辈若皆成佛道，西方依旧黑漫漫。”

可这毕竟是基于道德上的否定，那么作者认不认为这种叫魂生子的办法有效呢？

他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关于吴月娘怀孕这事，小说中确实有写到吴月娘严格按照流程、日期与西门庆同房，也的确怀上了孩子，但作者也特别交代，这天也恰好是她的排卵期。

《金瓶梅》的作者或许很难称得上是个无神论者，但就这事而言，他似乎在坚持自己的理性精神。

吴月娘借助叫魂妖术助产只是《金瓶梅》中的一个小小故事，但就叫魂这门妖术而言，其生命力却异常旺盛，尤其在1768年的乾隆盛世，叫魂掀起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社会性大恐慌。

二、乾隆年的叫魂案是怎么发生的？

1768年是清乾隆三十三年，这个年岁的乾隆早已经是个政治老手，大清国在他的手上依然有蒸蒸日上之感，可偏偏就是在这个盛世的节骨眼上，叫魂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很多百姓被这种妖术的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大清国都为应付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

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难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

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被抓获的人是妖人，也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

好在乾隆毕竟不算昏君，他听取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在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下旨停止清剿。

在今天看来，叫魂危机的大规模爆发有点像蝴蝶效应，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

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

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旺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

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对结果不满并开展报复行动，他们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

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

由于民间本来就有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便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桩里。

吴东明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

官府认为这是一件极其愚昧的蠢事，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了一顿杖责，官府希望因此制止谣言。

可人们的恐惧却并未因此消解，谣言也越传越广，内容也越来越邪性。

很快，一件推波助澜的“大事”发生了。

一个低级的衙役向和尚勒索钱财不成，便栽赃他割人发辫意图叫魂，而为他干跑腿工作的就是一些乞丐。

和尚与乞丐成了叫魂妖术恐惧的最佳背锅人。

他们很多衣衫褴褛、肮脏不堪，是人们厌恶的疾病传播者。

和尚的一项工作是超度亡灵，而乞丐往往会担任抬棺的工作，这让他们令人感到晦气。

他们居无定所，经常三五成群地以陌生面孔出现在某地，这让本地人感到天然的不安，更何况有不少和尚、乞丐确实会干出些偷盗、敲诈等令人厌恶的事。

很多和尚其实就是逃犯、高级乞丐和骗子，而很多乞丐其实有手有脚有劳动的能力，他们不劳动，是懒惰的象征。

但无论怎样，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终归是社会最底层人员，虽令人害怕、厌恶，但也十分好欺负。

叫魂妖术的“替罪羊”终于找到了，在种种目的驱使下，民间率先自发开启了反妖术行动。

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对他们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

在叫魂危机中，许多所谓的妖术案都是小民百姓和衙门胥吏、地方棍徒对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击，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最常见的丑恶闹剧。

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暴民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三、地方官员与皇帝间的明争暗斗

在中国传统社会，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绝不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但这种迷信和恐惧演变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

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府会对这些案件睁只眼闭只眼，将其小事化了。

倒不是完全因为这些地方官僚懒惰，而是在那个时代这种神神叨叨的事真的太多了，管不胜管。

在叫魂危机中，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起初时的处理之道却大致相同。

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

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但没有人会轻易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作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虽然事件的发展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有先见之明，不如说这是官僚制度本身“照章行事”的逻辑在指挥他们的行动。

《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

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如果把发生的案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

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

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地方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

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在中国历史上，充斥着报喜不报忧、“瞒上欺下”的现象。

乾隆盛世也不例外。

可是，尽管乾隆皇帝暂时被地方官员们蒙蔽，他毕竟在各省布有自己的眼线。

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

敏感的乾隆不认为叫魂妖术只是个别愚昧乡民的所为，这里面肯定有刁民想害朕！

仅凭叫魂事件发生在富庶的江南就足以让乾隆警觉，这可是当年抗清最为激烈的区域。

更要命的是叫魂妖术的流程之一是割人发辫，发辫问题一直都是最敏感的政治问题。

对叫魂妖术的恐惧在民间又滋生了一个又一个更加诡异的新谣言，其中有一个说，只要把发辫自己剃掉，这种妖术就无用之地了，于是有人开始割自己发辫。

乾隆或许不相信叫魂妖术真的能叫魂，但发辫这个问题似乎揪住了乾隆心中的鬼，这是不是一次大规模谋反前的行为号召呢？

因此，乾隆对地方官僚的不作为感到震怒，他尤其对那些被派到地方任职的满族高级官僚感到失望。

乾隆认为满族能够取得天下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勇武、质朴的优良品质，因为拥有这种品质，他们也能治理好天下。

明朝的失败就是因为官僚们狡诈、腐败，现在看来，这些被委以厚望的满族大臣如今已经受到了腐化，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尽管乾隆皇帝十分生气，可如果各省的官员抱定了基本的立场，咬定了没有就是没有，乾隆皇帝也未必真能把他们怎么样。

江西巡抚吴绍诗就是这么干的，虽然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汇报自己忧心忡忡并布下了天罗地网，可没有就是没有。

吴绍诗安然度过了这次危机，乾隆皇帝不但没有斥责他，反而在第二年任命他为刑部尚书。

只可惜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僚都有如此魄力应对“天子之怒”，率先打破这一集体默契的是山东巡抚富尼汉。

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并且硕果累累，他声称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可后来犯人运到北京由军机处审讯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伤痕累累奄奄一息。

不管怎样，富尼汉的雷厉风行得到了乾隆想要的效果，并成功把锅甩向了江南。

富尼汉得到的审讯口供称，叫魂“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于是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

其他各地的官僚们因此才明白，这事儿，皇帝是认真的！

尽管不情愿，但要真想办，其实也不难办！

就像大家已经熟练操作的文字狱，干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唯一的法宝就是宁左勿右。

然而，抓叫魂妖人跟文字狱又很不一样。

虽然都是捕风捉影，但文字狱的操作难度要低很多。

办任何案件都要讲究起码的证据，文字狱的基础是文字，无论在解读上如何冤枉书写者，但就白纸黑字这件事而言，谁写的就是谁写的，绝对赖不掉。

可搜捕叫魂妖人不同，如果他真有这个本事，岂是凡人能捉得到的？

更为严重的是整个事件其实是子虚乌有，那么如何去抓捕一个不存在的人呢？

河南巡抚阿思哈想到了一个天才般的主意，他告诉乾隆，术士们会隐身，所以抓不到。

单从表面来看，以不可知论对付不可知论，阿思哈的甩锅逻辑是没问题的。

可是他可能没想到这点，乾隆其实也不信叫魂妖术真的能实现，他压根就不是反迷信，他耿耿于怀的是这里面有没有借助妖言惑众的政治意图。

因此乾隆在给他的回复中嘲笑说：“汝存此心，无怪属员缉拏不力，其欺汝无用废物矣！”

阿思哈不是唯一一个被骂作废物的地方官，在涉案的诸多省份里，几乎就没有不被骂“无用”、“忘恩负义”的地方高级官僚，乾隆正以他的严厉挫辱表达自己的重视和失望。

乾隆也很生气很痛心，甚至带着委屈：大清也是你们的大清，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像我一样关心大清呢？

在步步紧逼的责骂之下，要想把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办到皇帝满意，那就只能比文字狱更左更捕风捉影，一场席卷近半个大清的政治运动来了。

四、从危机恐惧到普通人的权力狂欢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

“文字狱”中的相互举报有一个前提就是“识字”，这对当时识字率不高的普通民众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而“叫魂”则简单的几乎没有门槛，这就是为什么乾隆朝为期漫长的文字狱在数量上虽可称史上之最，但就覆盖范围而言，也就那样。

因此，叫魂案在短短三个月席卷了几乎所有的人口大省。

这就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在那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的人，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有个乞丐因为骂了财主，结果被财主栽赃；有个孩子因为贪玩逃学，谎称有人剪自己的辫子；有个和尚被搜出了藏在身上的情人头发，于是被指控为妖僧；有个剃头匠用剪辫子吓唬捣乱的顽童，却导致自己深陷大灾。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这方面的权威专著，作者孔飞力十分悲观地在最后总结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冤冤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

虽然清王朝仍在其巅峰时期，通过叫魂危机，乾隆盛世已经向后人透露了有关近现代中国许多悲剧之根源的信息。

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并深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普通百姓怀疑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自己的境况。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于是，人们便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

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敏感的神经。

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斗争，使得广泛弥漫于社会的冤冤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

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

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

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乾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

话不多说，这期分享孔飞力大师杰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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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A / ABUSE REPORT | TOP Posted: 06-15 10:23 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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