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神话：是不是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
原标题：袁隆平神话

来源：大象公会 作者：黄章晋

今天质疑袁隆平，都集中在他到底是不是‘杂交水稻之父’，以我今天的看法，袁隆平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这件事，很可能并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十多年前，有次听一位长沙官场上的老同学无意中说，有位年轻水稻科研人员被袁隆平打压，不但经费批不下来，甚至东躲西藏弄块试验田都搞不成。当时，袁隆平是神一般人物，我并未往心里去。

后来有两件事让我对袁隆平感兴趣，一个是 2007 年 12 月福建农科院研究员谢华安当选中科院院士，再一个，是网上有人实名举报打着袁隆平招牌的隆平高科涉嫌腐败（袁本人并未被指控牵涉其中）。

隆平高科被举报的上市时的腐败事项，随着时间推移，已极难查证。值得一说的是谢华安。

当年谢刚当选中科院院士，就有人向方舟子的新语丝举报其论文涉嫌抄袭。新语丝虽然让谢华安丢尽颜面，但对我来说，却有为其恢复荣誉的意味。因为我这才知道，中国除了有个‘杂交水稻之父’，还有个‘杂交水稻之母’。

以前，我只知道，袁隆平让中国水稻亩产提高了 20%，多养活了 7000 万人，这次才知道，袁隆平当年培养的杂交稻，刚推广没多久就大面积爆发稻瘟颗粒无收，这时，谢华安培育的杂交水稻‘汕优 63’及时救场，在播种面积上连续 16 年位居第一。

2012 年初，因为袁隆平团队和谢华安团队先后创造超级稻纪录，总算有机会系统梳理一下杂交水稻与袁隆平话题，我记得《凤凰周刊》记者杨桐花了近一个月时间采访，在今天能见到的相关报道里，它应该是梳理得最翔实准确的。

因为文章不上网，这组报道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不过，我并没有因为一万三千多字的报道，就对此话题丧失兴趣。当时虽有方玄昌等擅长科技报道的同行帮助，那组报道依然留有遗憾之处，很多东西并没真正梳理清楚。

现在，我们一样一样说。

谁让我们不饿肚子

我们之所以觉得袁隆平是伟大的杂交水稻之父，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样一个说法，即中国人民吃饱饭主要靠两平：一个是代表政策的邓小平，一个是代表技术的袁隆平，也就是说，包产到户+杂交水稻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

包产到户对农业的影响，在那段历史转折年代生活在农村的人，应该有深刻的记忆。而且，家庭联产承包制其实到 1982 年的一号文件才正式在全国范围内被允许，所以，在 1978-1982 年期间，留下了大量政策对比案例，它足以证明制度激励的作用。

那技术上的那一半呢？

中国粮食单产的提高，主要贡献是育种技术和化肥施用。如果只看化肥的话，半个世纪来，中国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关系，会让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粮食增产，就是靠化肥堆出来的。


有人甚至将 1978 年以后中国粮食产量高增长直接归结为 197 3 年代初，中国决定向西方国家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它得名于引进的设备技术总价为 43 亿美元），因为该方案引进的大型成套设备提高了中国的化肥产量。

但是，如果化肥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就无法解释苏联的现象：1970 年代末苏联化肥产量就超过了美国，但苏联的粮食缺口反而不断增大，苏联解体后，化肥产量下降，粮食反而开始出口了。

你也许会注意到，1984 年后，中国的粮食增长速度迅速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而化肥则始终高速增长——化肥的施用增长速度一直远超过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化肥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

这种奇怪的波动，用化肥产量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但它和粮食政策却能找到某种对应关系——1985 年，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收购计划，而是以‘合同定购’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另外，杂交水稻最先推广的洞庭湖地区，种的并非一直是低产稻种。两湖及苏浙地区，曾遍植一种叫农垦 58 的稻种，有些人在回忆中称，它比今天的泰国米、东北米还好。

农垦 58 是农垦部长王震 1950 年代初访日时引进的优秀稻种。1962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其亩产是 370 公斤（千亩试种）。但农垦58在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整个六七十年代，从没有真正发挥过它的高产潜力。

简单概括就是：激励制度、化肥和育种技术对提高单产都很重要，都有效用的边界，但在当时，育种技术相对是不那么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讲杂交水稻对中国吃饱饭的贡献时，我们容易不自觉地默认：粮食 = 水稻，因为中国是口粮中稻米比例高于小麦的少数国家。但是，粮食主要分玉米、水稻、小麦、薯类、豆类这五大类。

而 1980 年以来，中国粮食结构的变化是，曾为中国人不至于饿死做出巨大贡献的薯类甚至南瓜之类，迅速从主食序列中退出。最近十年来的变化趋势是，玉米、小麦的产量逐渐上升，稻米的比重相对下降，在谷物的比重，基本在略超过三分之一的位置。


写到这里，只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粮食总量和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是所有谷物单产大幅提高的结果，而不只是推广杂交水稻的结果。在这三种作物中，如果按单产的提高幅度看，水稻反而是贡献最小的。


相对的是，中国的玉米每亩单产从 1970 年代的 205 公斤，提高到 2004 年后的 382 公斤，中国的小麦每亩单产，从 1970 年代的 123 公斤，提高到 2000 年后的 354 公斤

现在，我们该谈水稻了。

水稻分粳米和籼米，是两个不同的亚种。如果你无法记住两者的区别，可以简单地记为，粳米就是日本米和东北米，籼米就是难吃的普通南方大米。

我们经常听到的杂交水稻，指的是用杂交稻育种这种特定技术培育的品种，它大都是属于籼型的。而今天中国单产最高的水稻，其实是主要在东北种植的粳稻，而不是淮河以南水稻种植区的籼稻。

也就是说，中国水稻单产的提升，同样并不全是杂交水稻的贡献。


虽然我们一直能听到高产水稻的新闻，但实际上，自 1990 年代末以来，中国水稻单产几乎就陷入停滞状态，虽然单位水田施用的化肥和农药依然在稳步增长。单产始终保持稳步增长的，反而是一直不被关注的玉米和小麦。

然而，中国没有任何一种作物的品种和育种工作，在舆论上获得过杂交水稻这样的支持。

小麦、玉米的育种技术进步，都有过多个不同阶段，单产水平是像台阶一样逐级提高的，典型如玉米，不同阶段的技术进步，是由全国各地不同的研究机构取得，而水稻却是例外，像是袁隆平取得一个决定性突破后，单产才大幅增长的。

事实上，这是媒体报道形成的一种错觉。中国水稻育种技术，同样经过多个阶段的技术进步，并非只有‘杂交水稻’这一个巨大而笼统的台阶。中国水稻育种技术对提高水稻单产，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有三次。


第一次是矮杆革命。1941 年 7 月，广西华侨甘利南从马来西亚带回稻种，当地人根据特性称之为‘矮仔占’。1956 年夏，广东潮阳人洪春利发现水稻自然变异矮杆样本，与洪春英合作培育出‘矮脚南特’。这两个稻种，为黄耀祥等育种专家开发的矮杆稻种，提供了最重要的遗传资源。

第二次是我们熟悉的袁隆平领军开发出来的杂交水稻，其实严格的说法，应该叫三系法杂交水稻。第三次则是两系法杂交水稻，它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时，袁隆平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但这更像是对袁隆平在组织领导以及江湖地位的致敬。

两系法杂交对中国水稻影响远不如前两次。因为此时水稻种植已经出现了很难改变的长期趋势：1、北方粳稻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2、杂交水稻播种面积一直缓慢下降；3、常规稻种缓慢增长。有人认为，最终将各占三分之一。

好吧，就算中国粮食增产并不只是水稻，杂交稻的贡献被严重高估。但是，毕竟水稻凝聚了中国在农业技术上的骄傲，袁隆平的技术突破总归打破了洋人的教条，虽然不好吃，但产量高是没问题的吧？

媒体报道中不难找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向美国人传授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还有美国学者说，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将世界各国远远留在身后，甚至领先美国 20 多年。


然而，就是美国这个缺乏稻米传统的国家，最近几年水稻单产一直稳定在 550 公斤的水平，比中国的水稻单产高出近四分之一。甚至美国也不是单产最高的，而是澳大利亚这个同样不以水稻出名的国家。

看到这里，你大概也会发现，袁隆平是不是‘杂交水稻之父’也许没那么重要，因为杂交水稻对粮食增产的实际贡献，至少和我们以往形成的印象有极大落差。它不是巨大的功勋是否被袁隆平一人独揽的问题，而是这个功勋是被大大拔高了。

即使袁隆平是百分之百杂交水稻之父，又能怎样？中国玉米、小麦对中国粮食增产的贡献，不低于水稻，它们的育种成就，不低于水稻——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从没听说过玉米之父或小麦之父——这是最值得细细思量的地方，它绝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完美的“科学家神”
其实，只要认真看到这里，你就该意识到一个问题，照正常情形，无论是袁隆平、谢华安还是别的什么参与者，是不会被公众知道，更不会被称为父亲母亲的。

请想一下，我们听到杂交水稻这个词，难道不是因为袁隆平这个人吗？如果不是这个人，谁愿意去记住它的增产幅度、养活了多少人？除了引起恐慌的转基因玉米，有谁听过小麦、玉米、大豆的任何品种吗？更何况是与特定品种相关的具体研究者。

在质疑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的资格时，最喜欢被拿出来的是美国人 Henry Beachell。我以前也喜欢说，他才是国际上承认的‘杂交水稻之父’。

Henry Beachell 是洛克菲勒和福特赞助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员， 1966 年培育出奇迹稻 IR8，水稻单产 10 年间翻了一番。1996 年获得世界粮食奖。

问题是，你要是去英文网站搜索，是找不到 Henry Beachell 有‘杂交水稻之父’这个头衔的。

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争论谁才是国际上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纯粹是掉进了中国人挖的坑。

事实上，杂交水稻这项育种技术，让袁隆平以‘杂交水稻之父’成为老少皆知的超级明星，是由于种种时代的特殊原因，才被塑造成空前绝后的政治奇观。

这一切是不可复制的。

一个科研人员，知名度覆盖所有人群，今天的年轻人可以完全不知道三十年前的明星，但谁不知道袁隆平呢？不要说是在中国，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不夸张地说，袁隆平就是独一无二的现世‘科学家神’。

袁隆平在公众中呈现的形象，完美地符合中国人心中伟大科学家的形象。或者说，中国人对构成‘科学家神’应该具有的基本要素，几乎全都能在袁隆平身上找到。

今天公众对袁隆平的好感，真不见得有多少是因为他多养活了多少人，在最近十年里，多养活多少人这个话术，至少在对年轻人是失效的。公众对袁隆平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形象的成功。

还记得前两年网上突然爆红的科学家李小文吗？

看到李小文不修边幅仙风道骨就疯狂转发的网民，其实能有几个人能准确复述‘地物光学遥感’和‘热红外遥感’这两个词呢？

大家根本搞不清他是干什么的，更搞不清他在业界地位——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大家认为，李小文是真正的大师。

原因很简单，李小文的身份和他的穿着打扮有强烈的形象反差，在大众传播上，形象反差天然容易引发传播。

袁隆平外形是典型勤劳能干的南方农民，但他能飙英语、能拉小提琴，他身上这种农民与知识分子合一的混搭组合，不但极为罕见，而且对比度极为强烈，像他这样的人，你很难找到第二个。

没错，袁隆平的形象，完美到他的系统形象参数，哪怕修改任何一点儿，都会减分。

比如，如果把他皮肤 P 白一些，他就不像一个随时会下农田的专家；胖一些，就会油腻中年——袁隆平同事的形象就非常吃亏；留个花白的大背头再戴副眼镜，虽然洋了点，但少了人民性；他要是穿着洋气点，就没了圣徒的影子；但如果一脸庄严，就少了凡人的可亲……

中国人民心目中完美的科学家神，是淡薄名利不追求物质生活的，是一看就心里装着人民，亲切友善而不高高在上的，是有牺牲精神但又不过于远离人间烟火的，是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又能与西方人谈笑风生的……

你把上述要求叠加在一起，要是刚好能同时满足这些期待，那这样的科学家神就应该长成袁隆平的样子。

我个人觉得，袁隆平最接近神的时候，其实是 2016 年袁隆平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50 周年时。

湖南农科院特意出过一本纪念专刊。这个专刊里，有两篇文章的安排值得一说，一篇是朱英国的《杂交水稻研究 50 年》，一篇是朱英国的《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发现利用研究及展望》。

朱英国投入杂交水稻研究，比袁隆平稍晚一点，是湖北杂交水稻研究的领军人物。朱英国和袁隆平的地位差别，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命运对袁隆平的特殊眷顾。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转机，始于 1970 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发现被为‘野败’的雄性不育野生稻，它被分发到全国 30 多个科研单位，197 3 年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中国大部分杂交水稻，都是‘野败’系。

中国杂交水稻的英雄叙事史中，野败被发现的地位，有点像是井冈山之于中国革命。

然而，朱英国证明了历史还有另外一种可能。1972 年，朱英国在海南发现雄性不育野生稻‘红莲’，并于 1974 年培育出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稻种。就是说，如果当年没有‘野败’系，因为有‘红莲’，它并不影响杂交水稻的技术发明。

不过，1974 年全国杂交水稻攻关大协作时，袁隆平是全国协作组组长，而朱是湖北协作组组长，大家当然都去攻关袁隆平团队发现的‘野败’系，而朱英国团队的‘红莲’系则被冷落。

中国杂交水稻的英雄叙事史，基本上是一个也‘野败’系为中心的叙事史，纪念文集中让朱英国撰写《杂交水稻研究 50 年》，相当于请张国焘写中国革命史，而《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发现利用研究及展望》，则相当于请张国焘撰写伟大的四方面军革命史。

大哉，隆平。
被遗忘的领袖

但是，袁隆平最初出现在媒体时，并不是以今天这种完美形象登场的。

袁隆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是 1981 年 6 月，中国农科院与湖南农科院申报的杂交水稻获得科委颁发的特等发明奖，在贡献突出的 20 余人名单中，袁隆平位列第一。

他们还得到 10 万奖金，各单位转手分掉一点后，排第一的袁隆平得 5000 元，排第二的颜龙安得 4600 元……这个奖金的分配，既体现了当时的平均主义，也体现了当时大家对各人贡献大小的看法。

袁隆平当时的地位，相当部分源自他作为科技攻关的政治协调贡献。

按照标准说法，1966 年袁隆平论文发表后，引起国家科委重视，遂于 1967 年 6 月成立了袁隆平、尹华奇、李必湖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得到 600 元科研经费……

袁隆平团队当时在中国水稻育种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个描述非常模糊。

英雄叙事中，许多背景信息异常模糊，比如，2001 年袁隆平的讲话中，有‘1970 年以后，我们得到的支持更多了’、‘1975 年冬，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这种主语模糊笼统的说法，明显少了什么。

事实是，后来成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1966 年前后就知道袁隆平，1970 年 6 月的湖南省农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上，华点名让袁发言，1971 年，华奉调中央，1975 年冬决定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务院领导同志’正是华本人。

‘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推广，值得稍稍展开笔墨：

袁隆平 197 3 年育成的杂交水稻，到 1975 年已推广试种到 5000 亩。当年底，袁隆平进京向农林部汇报，结果失望而归，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急不可待，12 月再赴北京，试图说服直接主管，大力推广杂交稻种，不获接见。

陈洪新立即给老上级华国锋写信。华立即安排副总理、农林部长等一干人参与杂交水稻汇报会，听了两个小时后，华国锋立即决定拿出 150 万元用于推广，并由农林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 13 省杂交水稻推广会议。

第一代水稻育种专家黄耀祥培育的几个著名品种，从稻种育成到播放面积的顶峰，都不少于 12 年，而袁培育的品种 1976 年才开始推广，1978 年就达到最大面积。从袁隆平始，著名稻种从育成到顶峰面积，时间都缩短到 4-6 年。

袁隆平后来多次提到，当年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对杂交稻功不可没，而陈本人也认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成功面见华国锋。

华国锋与袁隆平的特殊关系，是段隐没的历史。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的西格丽德·施马尔泽，曾在《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农业》一书中，研究了袁隆平在中国媒体报道中的形象变迁，下面内容，部分来自她的研究梳理。

袁隆平等人研究杂交水稻，其实是当时全国各地群众运动式搞科研的‘大规模杂交育种科学实验运动’的一部分。

文革结束前，甚至有过比袁隆平耀眼得多的另外一些杂交水稻之父，比如李贞生，不但频繁出现在官方报道中，甚至还有专门的纪录片。他之所以成为那个讲究集体主义时代的个人英雄，因为他是个大老祖。


李贞生发明出来的杂交玉米稻，在那个鼓励文盲群众搞发明创新的年代，在华国锋出面帮助袁隆平之前，推广得远比袁隆平更成功。

而湖南和袁隆平后来在杂交水稻中的地位，与华国锋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华在成为接班人之前，曾掌管湖南并负责全国农业，杂交水稻是少有的几个令人振奋的湖南农业大众科学的例子之一。

1972 年 9 月，农林部选择在长沙召开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主场优势使袁隆平开始成为领军人物，1974 年，全国 13 个省区的科研单位被组织杂交水稻攻关，袁隆平任全国协作组组长。

1976 年成为新领袖的华，面临着老同志们的压力，尤其后者挥舞着尊重科学和技术的旗帜，很符合时代的呼声。强调和突出杂交水稻的成就，对华有巨大帮助。杂交水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政治挑中的。

但是，华国锋时代的宣传仍然坚持群众路线和集体主义，它往往强调群众智慧。宣传杂交水稻，主题依然是社会主义大协作好、群众运动威力无边。1981年以前，袁隆平的名字很难被注意到。

杂交水稻最好应该是由领袖发动群众运动的成果，而不是某个科学家的成功，它不但符合领袖当时坚持的政治动员和发动群众的科研路线，而且也最能证明领袖高瞻远瞩。于是，杂交水稻在宣传上获得了与两弹一星同等的地位。

1976 年 12 月，《人民日报》上袁隆平发表的《杂交水稻如何成功栽培》一文中，清晰地阐述了英明领袖当年对杂交稻的成功的决定性贡献：‘鼓励科技人员对群众进行三系水稻研究，从少数专家的实验中发展到千军万马的新阶段’。

当时，官方在介绍这项成就的科学意义时，也带有那个时代的语言特色，比如它有力回击了‘西方国家研究多年也没有成功，我们也不可能成功’的‘洋奴哲学’，突破了美国专家 Sinnott 和 Dunn 在《遗传学原理》一书中‘自花授粉作物（如稻、麦）自交不退化、异交无优势’的禁区。

不过，虽然杂交水稻几十年来一直宣传这个理论禁区，但施马尔泽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只是一家之言的美国权威理论，在中国曾被科研人员引用。另外，1960 年代中期，杂交高粱这种自花授粉的作物已被广泛推广。

施马尔泽发现，袁隆平与李必湖和尹华奇早期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宣称他们探索水稻‘雄性不育的’内在原因时，是受毛主席《矛盾论》的启发，帮他克服了外国遗传学家的错误定论。他们研发的稻米新种，被称之为‘革命稻米’。

在华主席的时代，杂交水稻的宣传调子基本不变，差别只是在开始否定和反思文革后，为了建立‘坏人’（四人帮）与英雄二元对立的叙事构架，杂交水稻叙事中增加了造反派的干扰等要素。

1978 年后，顺应时代需求，袁隆平的故事又有了全新的版本：造反派的阻力被强化，袁隆平曾对毛主席的八字宪法提出过质疑——这差点给他带来厄运。而原来是科研主角的人民群众，现在又变成了激发袁隆平科研的动力：我忘不了饿死的老百姓。

1981 年 6 月，袁隆平和华国锋同时迎来了命运转折时刻。华国锋退出权力舞台，而杂交水稻这个原来被视为群众集体智慧的产物，在强调科学工作者个人贡献的新时代，需要一个科学家来认领。

——华国锋辞职 20 天前，袁隆平等 20 余人获科技发明特等奖，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很快就只打在袁隆平一个人身上。

退出舞台的华，从此变成故人嘴里的‘省里’、‘国务院领导同志’。

但是，袁隆平毕竟是袁隆平。

2006 年 6 月 9 日，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特意到华家登门拜访，据说，两位老朋友紧紧握住对方的手长达半个小时。这次见面之后，袁隆平终于开始公开说，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临别时，在家练了几十年书法的华国锋，送给袁隆平一副字：隆平同志：贵在创新。它被袁隆平放在办公室显要的位置。

科学家神的进化史

1970 年代末报告文学的兴起，显示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一个科学英雄是否出名，不再是他的学术地位和他在官方眼中的地位，而很可能是文学家们的报道本身是否成功。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告文学，让李四光和陈景润成为亿万人心中的偶像。

袁隆平缺少动人素材，比如特别的磨难——毕竟批斗、游街、关牛棚、妻离子散这种受迫害知识分子的标准待遇，袁隆平一样没经历过，也没有遇到一位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八十年代初，袁隆平并未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英雄。

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反而是一桩幸事，因为袁隆平没有被固定塑造成当时人们认为的科学家的样子。

当时科学家一般都会被塑造成非正常人类，譬如陈景润是个典型的阿兹伯格患者式的书呆子，他缺少基本自理能力，地板上稿纸摞摞有三尺厚，走路经常会撞电线杆。

当时对革命审美极度厌倦疲劳的中国人，欣赏的口味一度剑走偏锋：陈景润收到了几麻袋求爱信，姑娘们都表示愿意照顾他一辈子，帮他洗衣做饭刷牙生孩子。在校园里，聪明的学生见到老师走过，会立即被陈景润附体，低头着看书，然后撞在电线杆子上。

但是，袁隆平很快后来居上。

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陈景润、华罗庚等人逐渐失去宣传新意，袁隆平在大众传播中热度不但始终不减，反而不断攀升。

说杂交水稻突破西方权威的理论禁区，无论文字无论写得多么通俗易懂，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复述。但是，多养活了几千万人，每个中国人都听得懂，尤其是，在刚刚吃饱饭的中国人心里，比较科学家的重要性，大家是很愿意把他们的贡献折算成可以养活多少人的。

对于多养活几千万中国人的功劳，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任何个人敢分享分田到户的荣耀，因为它是证明改革开放正确的第一成就，当改革开放的成就多到根本不太在意粮食时，才轮到杂交水稻的宣传机会。

但是，如果全民都不太在意粮食产量时，杂交水稻能多养活多少人这个提法，仍不会被人在意，袁隆平的伟大也会被人忽略。

这时候，有个笨蛋及时跳了出来，这个人叫莱斯特·布朗，1994 年，布朗写了一本报告，叫《谁来养活中国》。这个美国版的《货币战争》立即让全中国人都炸毛了。

所有中国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对布朗的反驳，都不及袁隆平站出来的反驳更能给老百姓带来信心，他掰着手指头计算杂交水稻只要推广到多少亩就可以解决多少人吃饭，特别符合中国人民对这件事的理解。

《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意想不到地变成了袁隆平最好的宣传海报。中国人民突然醒悟，原来我们竟然拥有袁隆平这样真正的英雄。这年底，国家科委领导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关切地问到了袁隆平：湖南的袁隆平为啥没被评为科学院院士？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环球时报》特别喜欢转载《华盛顿时报》的文章，这份报纸特别容易让中国人民上火，但是，《华盛顿时报》这个名字看上去在美国特别主流的报纸，其实是 1982 年由美籍韩裔宗教领袖文鲜明创办的。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就是袁隆平的《华盛顿时报》。

这个时候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袁隆平，在形象上，早已把标准中国科学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他呈现在公众的形象，一眼望去，境界上已与世界最顶尖的大科学家不远。

是的，袁隆平很早就表现出对境界的追求和热爱。

1983 年，共和国第一演讲家曲啸，让中国人民知道了陶铸一句诗：心底无私天地宽。这为后来袁隆平追忆 1970 年代研究杂交水稻提供了更丰富的灵感启发，比如，袁的妻子问，你不怕失败被人扣大帽子吗？当时的袁隆平答：心底无私天地宽。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无私并非大科学家的至高境界。

通过各种文摘报纸杂志的教育，中国人民逐渐知道，爱因斯坦这种大科学家，不但不是成天苦哈哈的怪物，反而是会调皮地吐舌头，以及热爱拉小提琴的充满情趣的人。中国人民对大科学家的格调认识，又翻过了一座喜马拉雅山。

袁隆平无意中挖掘出自己也有对小提琴的爱好——或许是记者敏锐的发现，总之，袁隆平越来越多地开始锯小提琴。我记得最初有脑子不够清楚的记者，竟然傻傻地问琴艺如何以及是否有爱因斯坦的影响，而袁隆平当时的回答，亦有一丝真诚的羞涩、谦逊和闪躲。

袁隆平的小提琴，经过无数次的迭代进化，到了 2002 年，在一个关于袁隆平的传记中，终于达到至高境界，已远远把爱因斯坦甩出了好几个身位。

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是出身有教养的家庭和有艺术修养的象征，而袁隆平的小提琴，则是在宇宙洪荒的天地之间，对自然，对生命，对人类孤独的命运，对自己内心的使命召唤，一种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倾诉。

1973 年的一天，袁隆平在辛苦劳作之后，拿出心爱的小提琴，他演奏的场地，不是灯火辉煌的舞台，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金色稻田，他挽着裤管，两条腿上全是泥，就这么一个人独自沉浸在舒曼的《幻想曲》中。

我没有研究过电视连续剧《袁隆平》，如果这部电视连续剧里，居然没有把 197 3 年的那个傍晚，这人类历史中辉煌伟大的瞬间，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他们无法呼吸，我觉得，编剧和导演应该立即用拖鞋打死。

今天，中国网民对袁隆平的魅力，几乎没有任何免疫能力。

在沙漠里种水稻，在海水里种水稻，这种烧钱搞法换成其他什么人，也许早就被网民骂死了，但这是袁隆平，他的一切，都是当世神农不断展现他的法力而已。

仔细留意下新闻，在中国，育种专家亲自上阵，不停地靠堆钱创造高产纪录的，全部是杂交水稻，而其他粮食作物和常规稻种，几乎就看不到这种奇怪的竞赛。

原因或许很简单，常规稻种和杂交小麦之类，农民可以自己育种，做种子开发研究的，一个好种子自己只能卖一次。杂交水稻就不同了，必须每次都从我这里买。

其实，隆平高科 2000 年上市，标志着农民低价获得杂交稻种的时代就此终结，而袁隆平和中国农民的关系，也早就不再是农民和帮助农民增产的人民科学家的关系，当时，湖南农科院和国家杂交水稻中心，居然变成了这家上市公司的科研基地。今天，隆平高科已成为中国杂交稻种市场最大的公司。

中国种业市场的特色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垄断与竞争交织，市场高度分散，产业规模极低。而杂交稻种市场，在集中度和产业规模上都有很高水平，但这并非竞争的结果，因为种业公司们占据的大都是本地市场，由于杂交水稻缺乏吸引力，稻种产能严重过剩。

市场证明，无论你高产试验田的产量有多高，杂交稻也好，超级稻也好，都是没有出路和潜力的。它能影响到的，只是国家的粮食政策以及研究经费的投入。

水稻育种在技术上唯一的突破指望，只能是转基因技术，而抗虫害的转基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可以明显节省农民开支。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袁隆平一直用含混不清的理由反对转基因技术应用。

说实话，在这一点上，袁隆平真有点对不起把他当神一样看待的人民